【作者简介】

考察指导教师：鲁西奇教授。

考察组成员：赵尔阳、罗丹、但昌武、梁振涛、陈阳、代鹏芳、高欣媛、冀昌、刘聪、李红扬、李兆宇、王鑫、於莹楠、苏占旗。
本文由但昌武、梁振涛负责全文统稿，其他同学分撰各章节。

【全文刊载于《中国人文田野》第9辑，成都：巴蜀书社，2020年，第60-79页，注释从略】

湖北襄阳地区有着悠久而发达的建城史。襄宜平原的城市起源可以追述至两周时期，这从邓城遗址与楚皇城遗址中足以窥其盛况。此后的襄阳城，在两千余年的战争洗礼中，不断地变化其面貌，丰富其内容：从土筑到砖砌，从简单的城墙样式到复杂的城池体系，墙体的移动与变形，双城隔水相峙的格局……这里有足够多的关于城市的历史内容与历史意义值得我们探寻与阐释。为此，在鲁西奇老师指导下，我们展开了为期三天（从2018年5月12—14日）的襄阳城市地理考察。在获得一手的田野考察资料的基础上，我们又翻检了历史文献与今人的研究，不断思索与讨论，形成以下认识。

一、邓城与楚皇城

要认识今天的襄阳城，探索其之前的发展十分重要，邓城与楚皇城，沿汉江一南一北，可以说是襄阳城的肇始形态，对探讨此城之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2018年5月12日下午与5月14日上午，我们考察了这两处巨大而荒芜的遗址，它们的物质形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历史时期是如何叙述它们的呢？今天的考古报告又是如何来描述它们的样貌、结构与变化过程？这是我们十分好奇的问题。

（一）邓城考察

2018年5月14日清晨我们一行十五人，经襄阳考古与文物研究所梁超队长引领，到达樊城区北部团山镇邓城村的邓城遗址。下车后只见一大片农田，一块石碑立在旁边，上有“邓国故址”的标识，由襄樊市政府2007年3月28日制作。虽然邓城遗址这一带原来较为荒凉，但现在已被规划为高新技术开发区，遗址周边盖起商品房，南部壕沟外是当地村民自家盖的楼房，外表为水泥灰墙，多数在五层左右。据说邓城遗址被政府计划修建为遗址公园，因涉及到周边拆迁事宜，故一直没有动工。我们在荒草地沿着城垣一路步行，留意地面，并没有发现器物残片留存地面。放眼望去，邓城遗址中心保存完好，整个区域呈方形，大部分现为耕地。听梁队长介绍，邓城遗址周边还有多处墓葬，其中周岗一带有新石器时代遗存，梁队长认为早期邓国国都可能就在附近，邓城遗址或许也只是西周晚期的遗存。通过了解邓城遗址及其周边墓葬的分布可知，樊城区的早期历史遗址一般都分布在汉江附近的支流边上，不会紧临汉江，东北部存在不少周代墓葬，秦汉及以后的墓葬级别不高。不同时期的墓葬分布地点，为当地城市在历史时期的重心迁移提供了一些地理线索。

实地观察之后，我们对邓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分布的情形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然后，我们从邓城遗址到考古队工作站，参观了考古发掘到的各种器物，从史前的陶器一直到汉唐时期的陶器、瓷器，造型各异，其中有在其他地区墓葬中较少见到的陶鸭等动物。另有三层高的东汉陶楼引起大家的注意。鲁老师对陶楼的造型、格局结合文献记载一一分析，并指出这座陶楼既可折射出当时居民观念及日常生活中房屋建筑形态及院落格局，同时也反映了时人随葬礼仪中的升天概念。

1、周代邓国的地望与范围

关于古邓国的地望，传世文献中有多种说法：一说在今河南邓县；其二认为邓国在汉水以北襄阳市附近，但具体记述又不一致，据石泉先生梳理，可知文献中大致存在襄樊西北、东北、北面三说；三是襄樊北面说。

文献所见前人诸说均以古邓国、楚邓县在同一处，认为楚文王灭邓并因之设县，所论述的地望多指向楚邓县。经石泉先生考证，楚邓县以襄樊西北说最为可信，结合实地考察所见的邓城遗址，楚邓县地望即今邓城遗址。而古邓国国都及其势力范围并无详述，据考古报告可知襄阳城西真武山北麓今檀溪政法路南段有一处真武山遗址，是较大规模的两周时期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出房屋基址、灰坑、水沟等遗迹多处，出土了十分丰富的文化遗物，时代自西周中期延续至战国中期。综合分析其文化面貌，其春秋早期以前属中原姬周文化体系，而且时代愈早，中原文化风格愈浓，而到春秋早期晚段以后为楚文化所取代。王先福先生认为：

邓国文化面貌虽与真武山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遗存文化面貌一致，不过有汉水阻隔，邓国的势力范围是否可及还存在疑问，但从2002年在汉水以西的谷城庙滩曾发现一座春秋早期“邓子孙白”墓分析，邓国国土跨过汉水也是有可能的……而《史记》卷23礼书第一载：“阻之以邓林”，《索隐》按：“襄州南凤林山是古邓祁侯之国，在楚之北境。”若此，则真武山遗址区在楚人占领前很可能为邓国聚落，过汉水也只能通过渡口往返。

因此，周代古邓国势力范围不排除涉及汉水两岸的可能。

2、考古学视野下的楚邓县

据实地考察，邓城遗址位于樊城西北的邓城村，呈长方形，系夯土所筑，方向北稍偏西。东、西、南、北分别长766米、713米、896米和858米，城垣底宽约10-15米，残高2-5米，面积0.64平方公里。每面城墙正中各有一个缺口，当为城门遗迹。北城门外侧尚存向外突出数百米的土坡，属瓮城的设施。城外四周有护城河环绕，河宽18-35米。东、西河段分别利用黄龙沟和普陀沟而修。城址的始建年代不详，单从城墙暴露的遗物来看，该城至少从春秋一直沿用至南北朝时期。

《左传》隐公元年记：“祭仲曰：‘都，城过百稚，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依祭仲所言，邓城遗址的规模应在中都等级，达不到“国”的规模。考虑到文献记载中邓国是西周王室分封的南方重要诸侯国，等级较楚国更高，邓城遗址面积似不符合古邓国国都规格。对比其他为楚国所灭的诸侯国城址面积，例如南阳宛城面积约4平方公里，可能是古申国所在；河南潢川隆古乡古城，面积约2.5平方公里，城内发现宫殿遗址和多处铸铜遗址，古城西南20公里的光山宝相寺一带是春秋早期黄国王室墓地，可能是春秋黄国都城，邓国被周室封为侯国，其等级不当低于申、黄等国，从城址面积角度考虑，邓城遗址更像是楚国灭邓之后所设县城；再对比楚国封君、其他楚县面积，则多与邓城遗址规模类似。比较之下，现今所见的邓城遗址更可能是文献所说的楚邓县遗址。

（二）楚皇城考察

楚皇城位于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县郑集镇皇城村内，距宜城城南7.5公里，在郑集镇一个较高的岗上，东距汉水约6公里，南至赤湖约4公里。城址四周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在离城址东北不远处，还有一条从北向东南流的古河道迹象。楚皇城遗址区内原有的大营子、小营子所在地现为村落；遗址区内而今已布满水稻与小麦。解放后修建的九支渠由西向东横贯楚皇城。我们于12日下午4时15分到达楚皇城遗址。遗址已是一片麦田与稻田杂错的区域。

我们由西北门附近进入楚皇城遗址区，一路东向步行，沿途观察遗存的城墙遗址。城墙虽经历千年风霜侵蚀，隐匿在农田之中，不过仍具有相当高度，不难辨认。根据相关资料，在GIS的矢量图上量出东、南、西、北墙的长度分别为1952.6米、1323.1米、1737.7米、1031.8米，总长6045.2米（不包括各城门缺口）。北墙比南墙短，城市外形似楔形状，总面积2.63平方公里（包括城墙）。墙底宽处44米，窄处26米，平均宽度为34米。残墙高2-4米不等，由灰褐和黄褐色土夯筑。各侧的二个缺口称为大、小东（南、西、北）门，东墙南端有一段缺口。楚皇城西墙的走向相对坐标北西倾15°左右。城墙目前的海拔高在60米上下。楚皇城内东南和中西部分布有称大皇城和小皇城的建筑区。

楚皇城考察路线图

考察队在登上位于一片台地上的紫金城眺望楚皇城遗址后，在大东门附近向南折行，到达建国后修建的人工排水渠九支渠后，复向西行，穿越郑集镇下辖的一个村庄，眺望位于楚皇城遗址南部的金银冢。金银冢耸立于一片麦田中，杂草丛生，在周围环境的衬托下仍显得十分巨大。据相关资料，在城址的南部，有一座较大的封土堆。世称为金银冢。据乾隆《襄阳府志》，清代封土堆前尚有残碑，字迹为篆体，只是残剥已甚，已不能识得。乾隆《襄阳府志》并认为该封土堆应该是楚昭王墓，墓左数十步有井，号为昭王井。这可以代表民间的一些普遍看法。井与残碑都已不存，不过据考勘查报告，金银冢高6.5米，直径40余米，经过钻探为青砖墓，楚皇城考查队推测是汉季大城荒废之后才有的墓葬。

在进行了远距离观察拍照后，向北行至散金坡。据勘查报告，在金城南部偏东，有一高坡，称为散金坡，暴雨过后常能在此捡到金屑。且楚皇城考查队还于1977年见到了一些类似于郢爰的金块。他们认为传闻中解放前这个地区曾出土的一些金块可能是“郢爰”或者“鄢爰”。考察队在考察过程中观察到散金坡至今为一处明显的坡地，至于是否存在金块则无所稽考。在新建成的楚皇城遗址展览馆，见到了据传是出土于楚皇城的金块。上部显然加盖有某种印记，与目前已知的一些郢爰形制相仿。且据通例，印记上的文字很可能是地名。但考虑到目前尚未发现刻有“鄢”字样的楚国金板，是否如楚皇城考查队所推测是“鄢爰”则尚难以确认。

随后西行穿越郑集镇的村庄后，在楚皇城遗址西门附近参观了新近落成的楚皇城遗址展览馆。在6时10分左右由西门离开，结束历时两个小时的步行考察。

1、楚皇城遗址概况与学术史争论：物质与文本

关于楚皇城的性质问题在学术界有过较长时期的争论，发现之初，石泉先生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理，从吴师入郢的军行路线、相关战场的地望、楚昭王奔随、秦师救楚、吴人东归路线，到郢都附近的水系、相关地名的地望和移动，再结合考古材料，指出楚始都之郢即今宜城楚皇城遗址。黄盛璋先生却指出楚皇城遗址绝非楚郢都，而应该是楚国的别都鄢都，后来成为汉的宜城县。

随着之后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此问题的面貌可以说是日渐清晰。首先，遗憾的是，考古工作者对宜城楚皇城的不同地点进行了多次发掘，确认楚皇城的始建年代为战国时期，与楚人始都郢的年代不合。要确定宜城楚皇城就是楚始都之郢，似乎证据不足。

新出北大水陆里程简为探讨楚皇城是否为楚鄢地提供了新的证据。首先，从楚皇城的地理位置来看，该遗址位于宜城东南的郑集镇一带，其地东临汉江，又处于宜城、荆门之间的狭长平原地带，水、陆路交通区位优势均十分明显。赵庆淼结合《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灵王面临国中政变时欲“沿夏，将入于鄢”，认为这不仅反映出春秋时期楚人已开始利用汉水航道，亦可证明鄢地的位置必然临汉。据北大秦简所载信息可知，箬乡到鄢的陆路里程为秦里80里，秦里一里大约合今天的415米左右，80里大约合今天的33公里左右。据陈伟先生的考证，箬乡在今胡集镇丽阳村一带，该地到楚皇城遗址的直线距离约为26公里。古代驿路的走向不可能保持绝对直线状态，故其实际里程当略多于这一数据。由是观之，将楚鄢都、鄢县比定在楚皇城遗址，可满足鄢县到箬乡之间的陆路里程要求。且在北大所藏秦代水陆里程简册中，鄢县境内有彘水口、离津、瓯津、路卢津等众多渡口。与此同时，鄢县还处于秦南郡内江陵到襄阳间的南北干道之上。以上信息反映出鄢具有的交通优势和战略地位，与楚皇城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相符的。

但宜城楚皇城遗址及其周邻（襄宜平原）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东周聚落群，计有东周遗址和墓地80余处，其中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有14处之多，相当多的遗址有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文化堆积。其中的楚文化遗址尤其堪称丰富。如1979年，曾在骆家山遗址发现春秋晚期铜器；1990年，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发掘了楚皇城以西12公里的郭家岗遗址，该遗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早、中、晚期，战国早、中、晚期的堆积。与宜城县紧邻的南漳县武安镇安乐堰东周高级贵族墓地，面积约1.5公里，在约3公里长的山岗上分布有近百座封土堆，据王红星先生现场考察所见，其中底径在30米以上的封土堆就有数十座，暗示附近很可能有重要城邑。徐少华先生根据楚皇城以西的南漳县武东乡东的安乐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宜城朱市乡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和鼎，认为春秋楚郢都可能就在附近。尹宏兵先生根据宜城楚皇城附近蛮河流域的文物普查资料，指出春秋楚郢都可能没有城墙，认为蛮河流域很有可能是春秋楚都所在。

综上，虽然有可能楚皇城遗址并非楚国所都之郢，但春秋楚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楚皇城附近的宜城平原蛮河流域上。

郢爰

楚皇城遗址展览馆藏郢爰

2、楚皇城的重要性起落：以几枚印章为例

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们在参观楚皇城遗址展览馆时关注到了一枚名为“汉夷邑君”印的小型印章，据标牌为楚皇城所在的郑集镇征集，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这枚印章出土于楚皇城。13日下午，在参观襄阳市博物馆时又注意到一枚楚国印章，印章中的“王”字依稀可见，在博物馆标牌上显示，这枚印章为楚皇城遗址出土。

楚皇城遗址展览馆藏汉夷邑君印

襄阳博物馆藏“王”字画印

以上两方印章已见王少泉先生的《襄樊地区出土的几方铜印》，王先生将带有“王”字的印章命名为“王”字画印，指出该印出土于楚皇城遗址的东南角，并描述道：“印面的文字和图画皆阴刻，画面正中竖一建鼓，右下角一人半跪击鼓，姿态生动而欢快。左边一人翩翩起舞，手舞足蹈，袖拂带飘，轻快而优美。右上角刻一‘王’字，左上角刻一物，侧看似卧羊。画面布置疏密有致。外有边框，但已斑驳。其钮饰为：在四层台上聪跪一人，圆脸束发、双臂前伸、手置膝上、上身赤膊、肋骨根根凸起。两臂左右相通，其孔可以系绳。”关于汉邑夷君印，王先生指出该印“方座羊纽”，“出土于宜城县”。

在文章中，王先生并披露在宜城县征集了一枚晋蛮夷率善邑长印，为铜质方形，方座驼纽，通高2.2厘米，边长2.2厘米，驼腹下有系绳小孔。印文白文篆书“晋蛮夷率善邑长”七个字，分为三行排列。

从第一枚“王”字画印可以看出，楚皇城这时应该地位较高，“王”字画印可能是楚王或者其他与楚王关系密切的大贵族的随身之印，其出土的东南角正是楚皇城遗址的大皇城，这点颇堪玩味，对于研究大皇城的性质应该有相当价值。且与楚皇城周围规模众多的楚文化遗存相比对，可以看出在战国时期楚皇城对于楚国而言地位非同一般。

而从第二枚印章汉夷邑君印则可以看出此时（两汉时期）楚皇城的地位已经有明显下降，如果结合勘查报告中金城城墙可能修筑于汉代和大城内的金银冢可能是汉或者汉季以后墓葬这两点，则更为有趣。楚皇城的大城可能在那时已经成为蛮夷酋长的居地，而汉的势力范围则退缩到了金城之内。

第三枚印章晋蛮夷率善邑长为宜城县征集，同样反映出在晋时，蛮夷酋长依旧可能是这一地区的人群主体。

这三枚印章结合恰可以呈现出楚皇城地位起落的图景，同时也为华夏边界的伸缩作了一个小小的注脚。

（三）邓城与楚皇城的关系

邓城与楚皇城作为东周时期重要的古城遗址，一个位于汉水北面，一个位于汉水南面，两城之间距离不远，且十分明显的区别是楚皇城的面积较邓城相比要大得多，这当然可以看出一些邓城与楚皇城的关系，但却并不太明显。前已介绍了邓城周围的一些遗址及其特点，并说明了楚皇城周围的襄宜平原上分布着丰富的东周遗存，下面将在具体分析这些遗址特点的基础上说明邓城与楚皇城的关系。

楚皇城兴建于战国时期，距离楚皇城不远的地方曾发现两座大墓，枣阳九连墩和襄阳陈坡M10。九连墩一号墓二椁二棺，外椁长8米，宽6.82米。随葬器物初步整理有600余件套，青铜器种类较全，并有成组的铜礼器。九连墩二号墓二椁二棺，外椁长7.45米，宽6.8米，随葬器物初步整理为587件套，并随葬有成组的青铜礼器。根据已经发掘楚国墓葬等级的相关资料，该墓等级可能为卿一级。襄阳陈坡M10，M10楚墓出土一件器型比较大的虎纽铜鼎，鼎铸有铭文“大司马”，大司马为楚国高级军事职官，包山简与鄂君启节皆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的记载。同样的事件，在《史记》中的记载为：“（怀王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结合陈坡M10的形制，其下葬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00年左右的楚怀王时期。但由于M10楚墓出土1件有铭铜戈。该戈援长14.6、宽3.1、胡长10.2厘米，援部上扬较甚，隆脊，两刃前聚成锋，锋较圆钝，长胡，胡下圆角，内末下角有缺，栏侧四穿，内上一穿。铭文11字，分两行铸于援上。发掘者对戈铭的释文如下：卲王之□□□吉金□戟戈。根据刘钊先生考释，戈铭中第四字为“信”字，应该是器主的私名。所以该墓可能并非楚大司马昭阳之墓，而是与其属于同族，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根据报告整理者将这些礼器与天星观二号墓，包山二、四号墓，望山一、二号墓，随州擂鼓墩二号墓，江陵张家山M201等7座楚墓出土的器物进行比较，推测陈坡M10的下葬年代约当楚怀王之末年（公元前300年前后），该墓主人可能为中大夫一级。[8]距离楚皇城不远的娃子坟遗址，总面积大约有20多万平方米，时代大约从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遗址部分基址高于地表1米左右，据宜城市博物馆钻探，推测可能属于一个大型的宫殿基址。这样，楚皇城周围应该聚集着为数较多的等级不低的楚国贵族。

相较而言，汉水北岸的邓城遗址规模则较小。据上文分析，山湾、蔡坡墓地是邓城周围墓葬中等级最高的两个。春秋楚墓中规模最大的墓圹开口长5.8米，宽4.2米（山湾M27），战国楚墓中规模最大的墓圹开口为长17米，宽14.8米（蔡坡M12）。九连墩M1的坑口长38.1米，宽34.8米，九连墩M2的坑口长34.7米，宽32米。九连墩M1、M2的葬具同为两椁两棺，襄阳陈坡M1的长为20.2米，宽窄处为17.7米，仍较蔡坡M12大得多。且蔡坡墓地M12的葬具仍为单椁重棺。这与两椁两棺的楚国卿一级墓葬仍有相当距离。考虑到该墓被盗，但仍出土有一把吴王夫差剑，其墓主人可能为大夫级别，且有很大可能性为武官。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邓城周围的低级贵族和平民墓中居然常常出土别国之物。如上文介绍蔡坡M12出土的吴王夫差剑。而在蔡坡M4出土了一把徐王义楚元子剑，[13]团山墓地M1出土的两件尊缶上都有“郑庄公之孙”的字样。而在邓城周围开展了多年的文物征集活动中，也征集到侯氏簋和上鄀府簠等器物。徐王义楚，应即仪楚，为淮域徐人之主，《左传·昭公六年》云：“徐仪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因此，楚墓中出土的徐王义楚剑，很可能是楚与徐发生军事冲突时所得。而出土郑庄公之孙器的团山M1，风格显然是一座楚墓。墓主人可能是早已入楚的郑公室后裔。

楚皇城周围也曾出土一些异国铜器，如1958年在安乐堰出土的蔡侯朱之缶和1987年距离蔡侯朱之缶出土地仅仅四五公里的朱乡出土的蔡大膳夫簠。《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云：“朱出奔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谓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将立东国。若不先从王欲，楚必围蔡。’蔡人惧，出朱而立东国。朱诉于楚，楚子将讨蔡。无极曰：‘平侯与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废之。灵王杀隐大子，其子与君同恶，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废置在君，蔡无他矣。’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可见蔡侯朱之缶的主人蔡侯朱为一代蔡侯，之所以会出现在楚皇城附近则是由于其“奔楚”之举，而膳夫则是管理王室饮食的官吏，考虑到出土地和铜器时代，这位膳夫应该是和蔡侯朱一起出奔楚地的。正是考虑到此点，徐少华先生认为春秋时期，楚皇城附近的蛮河流域应该是楚都所在，而如果保守一点考虑，楚皇城附近在春秋时期也应该存在一个大型的聚落。

通过对比楚皇城与邓城的城邑遗址面积，周围墓葬的大小形态，所出异国青铜器不难看出，楚皇城曾有一段并立的时期，而且楚皇城的级别要比邓高很多，聚集着一批大贵族，从城内曾出土的“王”字画印可以推测，楚王或者与楚王关系密切的王室重臣曾经驻在楚皇城。邓城周围少有贵族聚集，墓葬中只是偶能见到大夫级别的，从周围所出的异国铜器所看，邓可能接纳异国等级较低的移民，或是承担一些军事方面的职能。

二、一水扼双城：襄阳城、樊城的历史层累与空间形态

对襄阳古城的考察从5月13日早上8点开始的。我们在襄阳城东的滨江大道紧邻汉江的一片空地聚集，从这里远眺樊城。鲁老师为我们介绍汉江在这里的滩堤和码头、航运分布等。讲解交流之中，我们不禁遥想，千年以来这两座城市有着怎样的关系，又是如何交流的？

（一）“双子城”：襄阳城和樊城的区位分析

襄阳市是由襄阳、樊城组成的一座典型的“双子城”复合城市。所谓“双子城”，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筑有城墙的独立部分组成的城市，称作“复式城市”，而最常见的由相对两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复式城市，即所谓“双子城”。

1、“唇齿相依”：襄阳城和樊城的军事区位

襄阳和樊城，地处我国南北方地理分界线附近，地势地貌属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位居东西南北交通要冲。此地“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可以固东南，被顾祖禹称为“天下之腰膂”。因为地理位置特殊，襄阳和樊城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卷79《湖广五》称：“（襄阳）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19]同治《襄阳县志》卷1《地理志·形势》云：“往者常筑樊城以为守襄计，夫襄阳与樊城南北对峙，一水卫之，固犄角之势。樊城固则襄城自坚，襄城坚，则州邑皆安然，则襄阳者，天下之咽喉，而樊城者，又襄阳之屏蔽也。”“湖广之形势，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

襄、樊二城虽隔江相望，然唇齿相依，相互间联系不断加强，二者所形成的微观军事地理形势不容忽视。汉水南岸的襄阳是政治军事重心，汉水北岸的樊城则是经济重心，两城依山傍水，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除了地理位置之外，军事战略资源的分布、重要经济区域的位置及其变迁、区域的经济自给能力等方面也都对战争产生重大影响。襄阳和樊城所在的襄宜平原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经济区，物产富饶，往南紧接江汉平原，千里沃野，物产丰饶，这些都给襄阳和樊城提供了充足的军用物资。正是在这样的区位条件下，襄、樊在历代军事争夺战中都能成为据守一时之要地。

一条汉江，两座古城：襄阳城与樊城的相对区位

2、“南船北马”：明清时期襄阳城和樊城的经济区位

襄、樊主要城市职能的转变，与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武汉镇的兴起息息相关。随着两湖平原的不断开发，逐渐成为京城所需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自唐宋之后的大运河时代，两湖粮食改从长江往东，经由今苏州、扬州北运，这一运粮路线直接促成了武汉镇的兴起，到明代时已可与江陵并列同为两湖地区的重要商业城市；到清代尤其是近代汉口开埠后，更加促进了武汉镇的繁荣发展。武汉商业地位的兴起，直接刺激了其与西北关陇各省及西南各省的商业、交通往来的需求，但在京汉铁路开通前，由武汉北上信阳道路险阻，行者畏之。而襄、樊则南下荆沙，北至宛洛，一片平原坦途，车马无阻；且其滨临汉水，水运便利，甚至可联通西北、西南内陆直通长江至江浙、上海一带。因此，得益于武汉商业地位的日益突出，襄、樊也逐渐成为了“七省通衢”、“南船北马”之地。便利的交通条件，促使了襄、樊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不仅荆襄地区和豫南各县皆以此地作为商贸场所，山陕各地与汉口及长江沿线城市间的贸易往来也均以襄、樊为中心。同治《襄阳县志》卷1《地理志·形势》云：“襄阳居楚、蜀上游，其险足固，其土足食，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与江陵势同唇齿。”码头上商船往来频繁，市中心各种商业行会层出汇集，一时间各地纷纷在襄、樊各处设立会馆。明清时期，鄂、川、豫、赣、陕、晋、皖、湘、苏、浙、闽等11省的商帮在襄、樊建立了大大小小130多座会馆，其中仅樊城一区就有20多座，商贸经济的繁荣可见一斑。

（二）历史中变动的襄阳城——以襄阳城和襄阳城墙为例

从汉江南岸滩堤步行向西，便可看到城墙。现在所能见到的襄阳城墙，主要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由于元代奉行毁城与不筑城的政策，襄阳城没有经过较好修缮，所以至元末颓圮，不足守，以致守将不战而“弃城遁”。故而明军占领襄阳以后便着手对襄阳城进行重修。该年七月，朱元璋令邓愈守襄阳，并谕令“修城池”，明天顺《襄阳郡志》有详细记载：

国初乙巳年，卫国公邓愈因旧址修筑，有正城，有新城。新城附正城旧基大北圈门，绕东北角接正城。通周回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计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朵头四千二百一十个，窝铺七十座。城壕除北一面临江四百丈，东、西、南三面通二千一百一十二丈三尺，阔三十九丈，深二丈五尺。门禁六座，俱有月城。东、南、西、大北、小北、东长六门角楼各一座……
实地考察发现，现有襄阳城只保留了正城的部分，新城已经被拆除，原长门瓮城所在被改造成长门遗址公园，仅留有一座长门城楼，但从城楼的保存现状看，应当是在晚近时期重修的。不过，我们在该遗址公园一处建筑背后发现了一段包砖城墙，内侧砖石堆垄，以泥土糊之，外侧包有青砖，墙边树有一座石碑，刻有“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襄阳城遗址”几字。这段城墙有弯折，推测是曾经新城湾的瓮城一角。我们还注意到该段城墙用砖大小不一，且错杂混乱，说明该段城墙可能经过了两次或以上的维修。据鲁西奇先生的统计，明清时期涉及襄阳城东北城门维修的主要有：明弘治（1488—1505年）中，副使毛宪重修东、西、大北、东长四门门楼；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夏，檄照磨徐矩自大北门起至长门修砌泊岸；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因张献忠毁城，重修六城门楼暨西南城上狮子楼，但旋被李自成毁；清顺治二年（1645年），檄知县董上治重建东城大楼一座；道光六年（1826年），重修六门城楼；咸丰十一年（1861年），因太平军迫近襄阳，于东、南、西三门外二道桥之内围以砖墙，如营垒状，皆有垛堞门楼，可安炮位；长门外及西门角各就地势营建，如三门式。从城砖形制上看，此段城墙当为明城墙，但具体是哪几次维修不得而知，也暂未发现带字城砖。

仅存的长门（震华门）城楼

发现的一段明代城墙残迹

城墙残迹一角

从长门沿江往西，沿途可见正在复古建设中的襄阳城墙。步行片刻就到了大北门（拱宸门），城楼早已不在，还保留着瓮城，木质包铁城门厚重而锈迹斑斑。如今大北门的格局，还是一如明初模样，从此凹陷处转折，连接新城，可见，此城虽经历了明清多次维修，但“于城垣则并无改变，因而也就不会改变城垣外廓形态”。正对大北门是荆州街，这是襄阳城内的主要街道之一，即守备司街，这条街依旧在明清原址上。沿着荆州街南行，就到了荆州古治。现在的古治只剩下一座门洞，门洞内辟出的两处窗口可以看见原有城砖，展示了这里的本来面貌。我们观察发现，此处城墙内侧砖较大，外侧砖较小，当不是一个时期修建。

荆州古治是六朝隋唐时期襄阳城的东北角，在明清时期依旧作为城墙连接的节点，将整个襄阳城划分为正城和新城。从荆州古治延伸出两条城墙：一条向东与东城墙连接；一条往北，至大北门，再与东北长门连成一体，构成新城。不过，如今荆州古治向东延伸的那段区分新城与正城的城墙早已不见，留下一条名叫“新城湾”的马路记录着这一历史痕迹，这也许就是为何如今荆州古治段除了往北折转的城墙外，还有一小段城墙往东延伸的原因。但从所能见到的清代方志图上看，此处并无城墙，可能邓愈筑正城、新城时，尚有城墙在此，以作内外区别，后城墙颓圮；此后虽多次修城，却只筑外城墙，城内此段城墙并未再筑，只留残垣一段。

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南城墙中部一段更靠南，向外凸出。承蒙湖北文理学院叶植教授介绍，该处城墙原址并不在此处，原有城墙是笔直的，并无向南凸出。然因原城墙基址上已兴建民居，拆迁难度较大，所以在后来重修城墙时，采用了折中的办法，这一部分城墙便偏离原址，向南移动了数十米。不过叶教授说，在后期襄阳城墙修复规划中，这段城墙将恢复原貌。此外，虽然东门、西门和南门的城门均已被拆除，但是从原有三门的故址依然存在凸出空地可以看出，很明显是曾经瓮城的所在。

此次考察，我们还特意关注了城墙上的角楼。襄阳城的西北、东南、西南城角上均有角楼：西北角夫人城，东南角仲宣楼、奎星楼，西南角狮子楼。如今有仲宣楼和夫人城存，魁星楼、狮子楼仅有遗址，不过这几处角楼并不是同一时期修建的：

（1）仲宣楼

俗称会仙楼，在襄阳城东南角，为纪念东汉“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字仲宣）而建。乾隆《襄阳府志》：“在郡城东南角。汉王粲依刘表于襄阳，尝登楼作赋，后人因以名之。”仲宣楼始建年代今已无考，光绪《襄阳府志》载“明襄王重修”。按：根据《明史·诸王世系表》记载，明代在襄阳封王始于襄宪王朱瞻墡，于正统元年（1436年）由长沙府移藩襄阳府，此后分别有定王朱邸镛、简王朱见淑、怀王朱祐材、庄王朱厚颎、靖王朱载尧、忠王朱翊铭、襄王朱常澄。光绪《襄阳府志》中“襄王”并没有确指是哪一位，但至少在此之前仲宣楼就已存在，推测可能在明初邓愈所筑襄阳城时。史载王粲“登楼作赋，后人因以名之”，则仲宣楼或可追溯到汉末魏晋，但限于材料，无法证实王粲所登之楼就是襄阳城墙角楼。王象之《舆地纪胜》卷82《京西南路》“襄阳府”下有王粲楼，所指应当就是仲宣楼。

就已知的材料看，仲宣楼在“明襄王重修”之后又经历了数次维修，光绪《襄阳府志·古迹》记载：“国朝雍正中，副使赵宏恩重建。乾隆二十五年，知府胡翼重修，后废。光绪二年修城，得赵兆麟书‘先生之风’四字于楼下，因置小楼，嵌赵刻焉。”此楼毁于民国初年。今所见之仲宣楼乃是1993年襄阳市政府依据其附近的魁星楼形制修建而成，分为城墙、城台和主体楼三大部分。如今仲宣楼是否保留了其原有模样，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也并不重要，而我们所关注的则是仲宣楼从魏晋到现代如何一直保存下来的。在这长时段中，襄阳城本身就经历了数次迁移、扩张，更无论仲宣楼本身经历了多少次毁修。仲宣楼的每一次重修，都会加上前人或时人关于王粲、仲宣楼本身的反复追忆、艺术加工，如王世贞的《仲宣楼记》、赵兆麟所书字等等，通过不断的文化累积，仲宣楼的存在不仅仅作为角楼所具有的军事或政治含义，更多的则成为一种地方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楼体本身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襄阳人对王粲、对仲宣楼已经符号化。正是这种强烈的文化归属感，才使得仲宣楼不致楼毁名灭，得以保存至今，已然成为襄阳城墙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仲宣楼

（2）魁星楼

魁星楼的记载不多，乾隆《襄阳府志·坛庙寺院》“文昌祠”下曰：“祠之前有魁星楼，在城南，知府杜养性建，尹会一修。今署襄令陈文枢重修。”同治《襄阳县志·古迹》记载：“奎星楼在东南城上，顺治间，知府杜养性建。雍正间，知府尹会一重修，乾隆间再修。”此“奎星楼”即“魁星楼”。光绪《襄阳府志·古迹》载：“魁星楼即□元峰，在文昌宫前城上。”魁星楼的修筑与民间对魁星的崇拜有关，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常与文昌祠相近，此二者与文庙构成读书人的崇拜系统，这在全国都普遍存在。襄阳魁星楼毁于抗日战争时期。根据襄阳市档案馆的影像资料，魁星楼呈八角形，共三层，八角攒尖式顶，前有台阶可登。由于襄阳魁星楼没有留下更多的资料，所以对其形制、内景和格局等未得其详。魁星楼已然成为襄阳士人心中的圣地，代表襄阳源远流长的文脉。据悉，襄阳市政府已将魁星楼纳入到古城修复规划当中。

右下角即为魁星楼遗址处

（3）狮子楼

天顺《襄阳郡志·古迹》载：“狮子楼，在县西南城角之上。洪武云阳侠创建，绘狮子于上，以镇楚山，故名。后楼毁。今作石狮子于其处，而作亭盖之。”乾隆《襄阳府志·古迹》：“在郡城西南角。洪武初建，绘狮子于楼，以镇望楚、虎头诸山，后改建石狮三，雄峙城角，各高丈许，今楼圮，而三石狮俱存楼址外，旁有碑亦仆。”光绪《襄阳府志·古迹》：“狮子楼在西南城上。明洪武初建，绘狮子于壁，后易以石三狮，高各丈许，相传以镇望楚、虎头诸山，后圮。光绪二年修城，乃瓦覆焉。”从这些记载中大致可以看出狮子楼的变化过程：最开始修建的当是楼宇，绘以狮像，大概在天顺以前颓圮，天顺年间改建三座石狮，并作亭盖之，至明末焚毁，后重建楼宇，石狮置于楼外；至少在乾隆时楼已倒塌，石狮尤存，至光绪二年修城，作亭覆狮上。是楼到民国还一直存在，朱抚松《闲话襄阳》中说到：“西南上有一座狮子楼，里面有石狮子三个……”此文大概写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可见民国时期的狮子楼依然有楼或亭存在，三座石狮也尚存，而且石狮子被转置到室内。此楼现仅存八角式建筑基址，石狮已不知所踪。尽管狮子楼今已无存，但我们从其变化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从明洪武初建始，狮子楼就已经和襄阳不可分割，虽楼圮，作亭盖瓦覆亦名之曰“狮子楼”，成为襄阳士人的共同记忆。

（4）夫人城

夫人城是襄阳城较早的附属建筑，创始于东晋，并一直延续至今。天顺《襄阳郡志·古迹》：“夫人城在县西。晋朱序镇襄阳，苻坚遣将围城，序母韩氏自登城行，谓曰西北角不无受攻，领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筑城二十丈。贼寻攻西北角，果溃，即退守新城。贼遂引去。人谓此城为夫人城。”此后方志皆有类似记载。夫人城的大小，可能并不足以称之为城，现其规模只当角楼大小，之所以名之曰“夫人城”，可能在初建时确为小城，后世沿用此称，但规模小了。尽管襄阳城自东晋以来经历了数次迁移、扩张，但夫人城却一直矗立在襄阳城的西北角。形制上可能发生了变化，但作为历史记忆，夫人城衍化出了一系列的故事和传说，成为襄阳的一张名片。此次考察，夫人城尚在维修而未能进入。但遥观其上已立有小亭，亭内有韩夫人汉白玉立像。经检索资料，得知此亭和立像是1982年修缮夫人城城墙和垛堞时所立，这也是现代人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和塑造。

遥看夫人城

（三）不同因素影响下的樊城镇空间形态——以几处古迹为例

走在樊城街头，可以通过几处古迹大致勾勒出老樊城的轮廓，屏襄门、定中门、水星台一线是北城墙，屏襄门向汉江方向延伸，直到汉江边是东城墙，而米公祠旁的柜子城遗址则是西城墙的一部分，沿汉江延伸呈扁长形态。南宋以来，樊城城墙的修筑有两次。一次是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乾隆《襄阳府志·古迹》云：“宋咸淳间，……嗣是以后，以修城书者，惟嘉靖三十九年一见耳”。另一次是在清朝中后期，工程陆陆续续进行，直至光绪五年（1879年）还在修筑。

1、水运贸易影响下的樊城镇城市空间形态

明清时期樊城镇是“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的景象，至今樊城还坐落着五处会馆——山陕会馆、抚州会馆、黄州会馆、江西会馆、江苏会馆，繁荣的水运贸易对樊城镇的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点：

鱼骨状街巷格局。樊城镇的街巷“西河街、华严寺街、上中正街、中正街、下中正街五条街是自西南向东北连接、与汉江河岸相平行的一条主街，即后来的前街（今中山前街为其东半段）；晏公庙街大致与西河街一华严寺街一中正街平行，即后来的教门街（今友谊街）、磁器街（今中山后街西段）；丰乐街则已在东门迎旭门外（同治间修城，将迎旭门略向东移，遂将丰乐街包括在城内，与下中正街相接）”。而22座沿汉江河岸分布的码头是樊城镇商业贸易发达的根本，码头一线、今中山前街东段、中山后街西段几条平行线由若干支巷相联系，形成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鱼骨状街巷格局，这种格局能够灵活适应地形地貌的复杂变化，是汉江流域的滨水商业市镇街区常见的构成形态。21座会馆就坐落在鱼骨状的街巷之中，或位于主要干道，或近码头，交通便利。如樊城山陕会馆建于“樊之官街”皮坊街和磁器街交叉口、又靠近汉江，距离官码头、晏公庙码头仅百米之遥；抚州会馆和小江西会馆北临樊城最繁华的前街又靠近官码头。

不断向东发展的商业街区。“樊城西北隅，皆附城，囤内可容兵……今囤址犹存。相其形势，乃守樊屯军处耳。囤内今为里民田亩。”清代乾隆之前樊城西北是一片民田，道光年间，樊城镇西端西敌台曾沦入江中，可知樊城西端水文条件较为恶劣，不宜为水运，在当时大概是比较空旷的。而樊城东端，同治间修城，将迎旭门略向东移，遂将丰乐街包括在城内，与下中正街相接，可见此时商业街区正在向东延伸。樊城镇东西两端出现两种不同的景象，是因为樊城西端水文条件较为恶劣不适于用作码头，樊城东端更靠近唐白河，水运贸易条件更优越。明清时期，樊城东侧出现新打洪、张湾、双沟几处市镇与樊城镇商业街区向东趋势不谋而合，都是樊城镇东端商业贸易条件优于西端的体现。

2、水星台与明清时期樊城镇的天际线

水星台始建于东晋，水星台乾隆四年碑记：“晋郭璞建，以镇樊城火灾”。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重建，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题匾“水星台”，乾隆四年（1739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曾5次扩建整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最后一次整修。水星台坐北朝南，筑于砖石围砌的梯形夯土台基之上，整个建筑占地约750平方米，台基高8米，底长30米，宽约23.5米，台顶长28米，宽22米。中轴线上建有前、后殿，形制基本相同，均面阔三间共9.85米，进深分别为8.92米、9.32米，单檐硬山青瓦顶，两山穿斗式构架，中部抬梁式构架，前殿正面设砖砌仿木四柱三间牌楼坊墙门。东、西厢院内建筑亦分前后两部分，前大殿建筑内部壁嵌记事、功德碑8通。

当地老人告诉我们，水星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樊城最高的建筑，远在郊区都可以看见。乾隆《襄阳府志》卷五《古迹》“水星台”条：

在樊城朝圣门，台负城而筑。相传为晋郭璞建。樊故有文昌祠，雍正初，郡司马移驻樊城建署，适当祠前。今同知王正功莅任，心窃未安，继以樊城士风不振，周城相度，惟是台地居高爽，挹山川之秀美，乃率绅士迁文昌像于台上，而崇祀焉。迁未匝月，士果奋兴，传为胜事。

“惟是台地居高爽，挹山川之秀美”印证了当地人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水星台不仅是樊城镇的最高处，还是樊城镇建筑的限高标准。水星台的功能之一就是“镇樊城火灾”，作为消防瞭望台，当樊城镇出现高于水星台的建筑，势必会影响观察，不利于城市消防。因此以水星台为限高标准是必要的。

襄阳城考察路线图